信托“资产荒”难解，城投项目罕见
"这种趋势将会持续相对长的时间，在新业务模式和资产获取途径没有完全获得成长之前，整个行业的资产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华融信托研究员袁吉伟表示。
普益标准日前发布的4月份信托市场数据显示，共有52家信托公司发行了433款集合信托产品，发行数量环比下降13.05%。从成立数量上看，4月份共有54家信托公司成立了517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增长11.18%，公布募集规模的429款产品共募集资金791.6亿元，环比下降33.62%。
而这种行业状态还在持续，根据普益标准最新的信托理财市场周报（4月30日-5月6日），在此期间共有16家信托公司发行了33款集合信托产品，发行数量环比减少4款，降幅为10.81%；期间共有11家信托公司成立了24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减少5款，降幅为17.24%。延续4月份的情况，国内信托理财市场产品成立和发行数量保持下降的趋势。
“资产荒”情况尚未改善
目前，68家信托公司2015年年报已经全部披露完毕。2015年，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达到16.3万亿元，但年报显示，2015年信托行业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等指标的增速处于下行道，增长已经显现疲态，增速创下了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2014以来的情况没有在去年得到改善。其中，“资产荒”是信托公司前台和中台人员最直观的感受。信托牌照不像银行牌照，能够吸收存款，所以在前几年，寻找资金成为许多信托经理操心的事，但从去年开始，“资产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资产荒"对于信托行业发展形成强大考验。”华融信托研究员袁吉伟表示。他认为，2015年是信托行业资金荒向资产荒快速切换的一年。一方面，随着股市大幅下挫，高收益、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理财产品社会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融资需求下降，地方债务管理要求更加严格，信托可获取优质资产减少。
其实，“资产荒”算是一个预料中的事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非常明显了。“资产荒、资金回报率下行或将成为新常态”。四川信托研发部在今年年初发布的《展望2016年信托行业发展趋势与业务机遇》报告中如是表示。一些做政信类业务的信托经理也对记者表示：“现在地方政府不差钱，能接受的融资成本非常低。”
袁吉伟认为，未来制约信托公司的两大要素是风险管控和资产获取能力，风险管控作为信托公司核心竞争力，不仅影响到信托项目兑付或者获得投资者信赖，也涉及到监管政策层面的资源配置；而资产获取能力则决定了未来信托资产管理规模、盈利能力，尤其是在泛资管市场竞争程度更加激烈、优质资产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实现可持续的获取资产能力则是另一最大考验。
大环境未变“资产荒”难解而这种“资产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整个金融领域都在面临的问题。在央行有意引导下，整个市场都在面临资产荒。
从整个经济的情况看，实体经济经营景气度持续下滑，投融资需求也有下降趋势，信托业投向较为集中的房地产、一般工商业企业都呈现疲态，风险明显升高，而相对较为安全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业务又因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以及低成本发债被堵截，加之资本市场伞形信托清理，实际上信托资产配置的约束也越来越大。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资金信托对基础产业的投资规模为2.63万亿元，较2014年的2.77万亿元同比下降5.05%;截至2015年末规模占比为17.89%，比2014年四季度末的21.24%减少3.35个百分点。2015年末，流向房地产业的信托资金规模为1.29万亿元，同比下降1.53%，与2015年三季度末的1.29万亿元持平;资金占比为8.76%，比2014年末的10.04%减少1.28个百分点。
川信研发部认为，从资产端来说，实体经济可能仍将面临较大压力，如何开拓高质量的项目来源，抓实优质资产，保证业务规模及利润增速，将成为影响信托公司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对资金端而言，利率下行的趋势可能仍将持续，传统固收类产品的预期收益可能继续下降。在此背景下，选择合适的权益类产品进行长期投资，或许将在未来获取不错的收益。川信研发部认为，2016年，地产和政信等传统信托业务仍将是大多数信托公司的业务重要方向。尽管与鼎盛时期相比，如今传统领域业务的各项市场环境有所转变。但由于交易对手在区位、业态、运营能力等方面趋于分化，在强化风控标准的基础上，该类仍具备一定结构性机会。
在具体业务模式上，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证券投资成为资金信托的第二大配置领域，规模占比达20.35%。除了证券投资业务外，越来越多的基础建设项目未来或都将以PPP模式突围落地，而信托公司也需要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政信业务的发展方向：PPP和产业引导基金
政信业务的发展方向目前来看主要是两个：PPP和产业引导基金。其中PPP是去年比较热门的话题，相对的我们更看好产业引导基金。开展PPP业务目前尚存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有二：
PPP模式和现有的社会资本需求不匹配。PPP模式更适合能产生现金流的经营性项目，比如污水处理、垃圾焚烧、收费公路等，这样的项目对于社会资本能产生吸引力。而准经营性项目如地铁、公交、旧区改造，以及非经营性项目如市政道路、绿化工程等，对社会资本吸引力就不足。而中国目前的政府基建项目，90%以上都是准经营或者非经营性项目，资金需求又长期化，要引入社会资本困难很大，这是目前PPP“雷声大、雨点小”的主因。
现有PPP模式没有给社会资本提供利益保障机制。PPP获得推动的核心动力，在于引入社会资本分担财政压力。但当前绝大多数项目产生不了足够现金流，社会资本无法从项目中获得足够的利润，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尚未推出，以逐利为天性的资本自然只能望而却步。
我们认为，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天然责任。对于大多数非经营性项目而言，最合适的资金引入模式就是借贷关系（传统上是通过BT模式来实现的），或者与此相近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比较看好产业引导基金模式。
现在已经有不少地方政府在积极牵头发展产业引导基金，比如某省政府牵头设立了数十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产业并购基金，其中政府平台认缴一部分做劣后，社会资本认缴一部分做夹层，金融机构认缴“大头”做优先级，由专业管理团队担任GP，重点并购节能环保资产，随后装入上市公司套现退出。虽然资金成本在8%以内，但由于金融机构和政策性贷款成本更低，加之实行优先劣后结构，保障了担任夹层的社会资本仍能获得相当的收益。
又比如某沿海地方政府设立的填海专项基金，政府给予数十平方公里海域一定年限的特许经营权而不实际出资，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成立基金来完成填海工程。由于填海生成的土地无需交付土地出让金，成本很低，在新增土地上完成开发经营收回成本后，剩余收益与地方政府分成，达到一定年限后退出。
总的来看，产业引导基金宣传力度不及PPP，但落地项目比较多，从架构上看更易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共赢。
我们认为，产业引导基金作为政府、金融机构、专业投资人三方的结合体，可以产生以下多方面优势：
提升政府产业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过依靠专业机构的知识和经验，在政府施政过程中作为参考，更准确的将有限资金进行科学的配置，投入到最具有潜力的行业、企业中去。
有利于专业机构能力的发挥。通过专业机构的资源整合能力及投资行为，加上当地政府政策性扶持，通过资产并购和整合，形成龙头行业，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如：光伏产业、旅游产业、汽车产业等等。
金融机构的利益得到保障。金融机构以LP的形式入驻，其利益实现通过分红，或者政府回购基金份额的形式加以保障。前者为股权模式，后者为债权模式，匹配不同金融机构的需求。
基金展业形式灵活多样。相较PPP相对固化的交易结构，产业引导基金就非常灵活，几乎所有的项目类型都可以套用基金模式。政府、金融机构、专业投资人的权利义务通过基金架构设计得以体现，较之PPP较为模糊的利益分配模式要更为清晰。
基于以上几点优势，我们认为，产业引导基金将是未来政信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中泰信托目前已经在安徽、河北、贵州等地展开布局，积极探索与当地政府在产业引导基金方面的合作机会。我们采取的合伙制基金架构是由信托、银行、政府三家参与；政府为常驻LP，银行为优先级LP，信托是劣后级LP；政府以土地或股权出资，信托募集集合资金，银行以自有或理财资金入股；由信托或银行的资管子公司担任GP。在一个大的认缴资金额度下，做一个项目募集一次资金，项目到期由政府回购，或者由GP处置基金资产回购金融机构份额注销，来实现后者利益。
虽然产业引导基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感觉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政府缺乏融资动力。从去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影响，地方政府普遍出现融资动力下降的现象，这是困扰政信业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既然缺乏融资需求，对于PPP和产业引导基金等新业务的创新探索也就缺乏兴趣。
对于产业引导基金的理解存在分歧。无论是PPP还是产业引导基金，在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多存在责任不明晰的倾向以及希望不承担或尽量少承担还款或信用担保义务的倾向。项目扔给社会资本后，自己可以做甩手掌柜，对于GP、LP的责权利划分并不甚清晰。
相关制度政策还有待廓清。虽然管理层对产业引导基金也出了一些红头文件加以鼓励推进，但很多具体的政策细则仍然有待廓清，包括基金分红的税收、政府能否承诺回购基金份额、回购和补偿金额是否受10%财政红线制约等等，很多容易引起分歧的问题尚没有明确说法，希望相关制度能结合实践逐步加以完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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